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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样身为互联网巨头的腾讯和阿里在投资领域产生如此大的差距，李易表示，当年的“3Q大战”对腾讯的影响极为深远，腾讯逐渐转换风格，抱持开放的态度进行投资，建立起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花园”。手握流量平台的腾讯，一方面可以判断和测试标的企业的质地，另一方面可选择的投资企业较多，可对该类企业或其对手进行扶持，具有投资谈判的优势。

与2018年上半年相比，商品类投诉排在前十位的类别中，除通讯类产品投诉有所下降以外，其他商品类别投诉量同比均有所上升，其中投诉量增速最快的三项是鞋、汽车及零部件和食品。服务类投诉有214230件，占投诉总量的50.8%。远程购物、网络接入服务、经营性互联网服务、美容美发服务和移动电话服务等投诉量居前五位。服务类投诉中，培训类服务投诉达到2018年同期两倍以上，健身服务投诉同比增长72.6%，住宿服务类投诉同比增长49.4%。培训类服务和健身服务投诉增长的较大主因是办预付卡后商家跑路，引发群体性投诉。

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房价收入比分别为20.8、10.6、8.4、6.0年；但一线城市因土地供给不足，房价并非由中位数收入人群决定，而是由高收入人群决定。2017年一线、二、三、四线城市房价收入比分别为20.8、10.6、8.4、6.0年，城市间分化显著，这与全球其他经济体核心城市房价收入比较高的情况一致。其中，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26.5、22、21.4年；二三线城市中三亚、厦门、福州房价收入比也很高，分别为31.2、24.2、21.5年，三亚为全国旅游城市、房价主要受外来者购房影响。从原则上讲，在供需基本平衡的市场，房价由中位数收入人群决定；在供给明显大于需求的市场，房价由低收入人群决定；在供给明显小于需求的市场，房价则由高收入人群决定。并且，与国外明显不同，因文化传统差异，中国人购房存在“六个钱包”现象，即父母等对子女的资金支持通常较大，这使得传统房价收入比的度量存在一定偏差。不过，考虑到现实并无更好的指标及数据衡量相对购买能力，本文依然采用房价收入比度量。

第二类是距离中心大城市较远、辖区或腹地人口规模大的中西部地方性中心城市，如洛阳、包头、银川、鄂尔多斯、岳阳、绵阳、衡阳、安阳、广安、遂宁、柳州、南阳等，也多数位于城市群内。其中，银川为省会城市，洛阳、包头、鄂尔多斯、岳阳、衡阳、柳州、南阳分别为所在省份的省域副中心城市。此外，宜昌、常德、遵义、襄阳、赣州等地方性中心城市目前不在发展潜力百强城市之列，但从长远看仍具备一定发展潜质。

历史数据表明，春节过后是A股“春季躁动”行情的主升时段。浙商证券策略分析师曹海军统计近5年春节后市场表现发现，春节后一个月内，市场平均涨幅大于2%，创业板综指更是达到7.73%，而且创业板综指上涨的概率高于80%；上证指数平均涨幅达到4.3%，上涨概率达到100%。

新规则中则丰富了许多，包括：通报批评、公开谴责、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监高（增加了期限，分别为三年、五年、十年或者终身不适合）、建议法院更换上市公司破产管理人或者管理人成员、暂不受理专业机构或者其相关人员出具的文件、收取惩罚性违约金、暂停或者限制交易权限、取消交易权限、取消会员或者其他交易参与人资格、报请证监会认定董监高人员不适合。